说一个插曲，怕忘了。
最后一堂冯秉承布道会听完了回家的时候，领导跟我说连孙中山都是基督徒，这么新奇的说法让我觉得很是诧异，回来赶紧在网上一翻，找到以下有代表性的两段。我个人相信第一种说法，但是本着诚实的原则起见，也把第二种说法记下来。（看来权威的结论要等看了《孙中山全集》以后才知道。不过vpl没有这书，网上也找不到具体内容，看有没有台湾的朋友看过的给个说法呢？）
第一段：
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吗? [1]
事实的真相是国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从国父的演讲中都是有案可查的，《孙中山全集》中对国父的宗 教观有明确的记载，国母宋庆龄对基督教的认识也在国父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1966年，《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福竭力想要宋庆龄承认自己还是一个宗教信仰者时，宋庆龄为了澄清事实而致函友人爱泼斯坦，国母宋庆龄在1966年4月13日写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的十分明确“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他也不相信传教士（他们不是“伪善者”就是“受了误导”）。他说这些话是听到我讲，我在美国上学时，一到星期天学生们就被赶到教堂去做礼拜，我总是躲进衣橱里，等女舍监带着姑娘们走了之后才出来给家里写信。他听后开心地大笑着说：“所以我们两个都该进地狱啦！””（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宋庆龄书信集》第652页）
在斯诺的《复始之旅》中，斯诺认为宋庆龄是一个对上帝有着不同理解的基督
教徒。1959年，宋庆龄得到了问世一年的《复始之旅》，阅后十分失望。她给一些海外朋友写信，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致新西兰友人詹姆斯·贝特兰函中，她称斯诺在书中：“错误地引用了我的话，把我描绘成一个基 督 教的改革者，而我不是的。”并认为斯诺的这些叙述对她或对中国“既不诚实也不友好”。
第二段：
基督教伴随孙中山走过了一生[2]
作者：
方式光
期数：
199801
基督教伴随孙中山走过了一生
方式光
孙中山基金会副秘书长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一位名阐中外的基督徒。在他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与基督教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孙中山与基督教，有助于深入理解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发展，有助于正确评价基督教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一、在教会学校中的成长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此地是珠江三角洲南部，位于广州澳门及香港三大埠之间.背山临海，风景优美，交通便利。南离澳门三十七公里，东南隔水与香港遥遥相望。“乡之人多游贾四方”。穗、港、澳之富商都争先在翠亨村建筑别野。
孙中山的童年时代是在家乡渡过的。他从小就喜欢听故事，有一种穷源索本的控讨精神。有一次曾问他母亲：“青天是怎样做成的？”“人死了怎么样？”他母亲感到莫明其妙，黯然回答：“青天像一个碗一样。”“人死了种种事情都完了，死完结了一切。”他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要让我的生命死去”。一个追求永生的观念萌生在孙中山幼不的心灵里。
孙中山虽自幼接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幼读儒书，十二岁毕业” 但他早在1877年就与美国传教士有来往。据吴丹林在《革命史谭》一书中记载：“总理最初和西教士的接触，是在民国元前35年，他十二岁，在香山县翠亨村,从美教士克尔习英文.这位克尔教士,可以说是孙中山开始认识西方文化的启蒙师,同时也可以说他是初和基督教接触的开端”在乡塾读书期间,孙中山”固重经训,惟尤渴慕新知识”。有一次偶然听到一位同学介绍邻镇牧师家里挂有一幅地图，何处陆地，何处海洋，一目了然。他听后入了迷。“寤寐一见而末得也”，但从此知道，“中国即是天下之说，纯属缪读。中国而外，当有更大之世界与新异之事存在焉”
正如林治平教授评价所指出的：孙中山“对历史、地理及政治研究的兴趣，实肇因其与基督教之接近”
1879年6月，孙中山随母至檀香山，“始见舵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从此，一个新世界展现在他面前。这是孙中山人生的转折点。
孙中山正式系统地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曾先后入学于：·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 Honolulu）
·火奴鲁鲁奥奥阿厚学校（Oahau College, Honolulu）
·香港拔萃书院（Diocesan Home, Hong Kong）
·香港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
·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香港西医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从1897年至1892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所受十四年学校教育中，除中央书院外，均属于教会主办的学校，充满宗教色彩。
罗香林描写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就读时写道：在这所学校里，孙中山除了正常的功课外，还积极地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和课程，唱诗班，早晚在学校教堂的祈祝祝祷，星期日在圣安得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的礼拜，他都参加。主教书礼士校长热切希望看到七个中国寄读生成为基督徒，为此请了一位年青的中国福音传教士每天给他们讲授经文礼士主教和他的夫人对孙中山“身体和心灵的福益都很注意”孙中山“研究教义，谨慎异常，凡与论教理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如此浓厚的宗教气氛下，“这些年轻的中国人便被吸引到基督教里去了”。孙中山亦拟受洗入教，但其大哥大为不满，极力反对。当时有位翠亨同乡杨鲲池对孙眉谈：“此子有大志，信教亦何害，不可过于束缚”
。他听后怒气末已，婉言拒绝。恐怕孙中山日渐洋化，著命其即日返国，“专攻国学以补不足”， 此即孙中山后来所说“后史因其切慕耶稣之道，恐文进教为亲督责，著命回华。”
1883年夏，孙中山被迫归国，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他身上带来了一部《圣经》。他在檀香山已经决志信基督教。在教会听道，“有很好的教士，宣传耶教精神，承受他们的教授，在各种事情证明耶教都是活的真理可以实行的”。这个刚从国外受西方教育归来，心怀大志、风华正茂的青年，目睹故乡的贫穷落后、愚昧迷信，百感交集。他“觉得到了一个黑暗而奇异的地方来了”。强烈的对比，巨大的反差，造成了心理不平衡。似乎到处是新与旧的予盾，到处是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他在檀香山
常想起村中庙里有三个神像一一北帝、王后和王母。他学得这些神像就是中国贫困落后的象徵。他深感中国人“相信了这种神像和经签的说法，就永不能进步了”。基督徒只信独一真神上帝，有强烈的排他性。他确实看不惯那些编人的木偶神像，对那些求签问卜、三跪九拜的善男信女冷嘲热讽。为了“破除乡人迷信”，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之举：“入北帝庙，折北帝偶像一手，并毁其他的偶像三具，以示木偶不足为世人害。”他对前来围观的小孩说：“现在你们看见这样的保护乡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来保护我们的乡村？！”事后乡人大为鼓噪，大兴问罪之师，谴责其亵读神圣，罪大恶极，非逐出乡里不可。孙中山被迫离乡赴香港，入拔萃书院读书。
香港拔萃书院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男子中学。孙中山课馀常到伦敦会长老区风墀补习国文。复结识美国宣教师喜嘉里（Dr.
Charles Rebert Hager），并由喜嘉里之劝偕陆皓东至美国纲纪慎之布道所（香港必列者士街2号2楼）受洗入教，署名日新。陆皓东署名中桂。后区风墀为其改为号逸仙。随后，孙中山移居该教堂二楼，与居住三楼的喜嘉里牧师“对相往返，甚爱重之”。孙中山在学校放暑假时热心传道事工。曾随喜嘉里牧师到香山一带布道传教，并派发传道会书刊，分售《圣经》，沿处传福音，劝友人入教。“其友二人为所感动，亦虚心奉教”。
孙眉获悉孙中山在乡间破坏神像及热心教会工作，未涵痛加斥责，扬言“苟不速与基督教割绝，绝不复寄银资助之”。并令召他赴檀香山，佯言有世务相托。“长足之命，凛凛难远”。孙中山再度返檀。兄弟俩在姑刺农场见面，孙眉大发雷霆，横加指责。又是罚锯木，又是动手打。孙中山不甘示弱，据理力辩，跑到孙眉书房，将县在壁上之关帝神像取下扔进厕所。孙眉以收回先前赠予的全部财产相要挟。“又不予一钱，使无以坛粥资”面
对信仰与财富选择的关键时刻，孙中山毅然选择了信仰之路。他“不以稍夺其志，力传基督之道，辟偶像之非，娓娓不倦”。他理直气壮地对其兄长说：“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国人所走的路上尽我的责任……。我不能遵守已败坏的习惯，你所慷慨地给予我的产业，我很愿意还给你。我不再有什么要求，财富不足以动我的心”。他说到就做到，通过律师办完退还财产手续后就负气而走，住在钟工宇同学家里，并急于返回香港。但川资不济。后至火奴鲁鲁，得到芙兰谛文牧师及华人教友的资助，终于返港，继续在中央书院读书。孙中山于1886年毕业后，曾一度有意攻读神学，献身传教事业。无奈当时香港及广州均无神学院开设，后由喜嘉里牧师推荐入广州博济医院读医科，“一方致力政治，一方致力医术”。1887年10月转入何启在伦敦布道会协助下创办的香港西医学院。孙中山在这里不但接受了西方医学教育，并且更认识西方当代政治和社会学，奠定了其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课余常到西医学院附近歌赋街杨耀记楼上与杨鹤玲、陈少白、尤列三人“畅谈革命”，有“四大寇”之称。从此，孙中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逐步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
二、基督教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的影响首先，孙中山早年很重视灵修生活，据卢夫人对梁寒操说：孙中山在二十多岁时，天天晚上在房间里，跪下来祷告。她说“我当时还不信有上帝，看他像傻瓜一样”
这反映了他求神保守的虔诚。冯自由也记载：“总理自倡导革命以来，所设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团体，其誓约均冠以当天发誓字样，是亦一种宗教宣誓的仪式，盖从基督教受洗之礼脱胎而来者也。”
据庄政在《国文革命与洪门会党》一书中指出：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率先宣誓，将左手置于开卷的《圣经》上，高举右手，恳求上卷明鉴，以示矢志革命，卒底于成”又据陆皓东之侄陆灿回忆，在一次兴中会入会宣誓仪式上，“孙博士第一个宣誓，把他的手放在《圣经》上，请上帝为他的誓言作证，其他人旋即照办。”
1896年10月10日
伦敦蒙难时，孙中山走投无路，万念俱灰的情况下，“一意祈祷，聊以自慰”。“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析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在，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他内心突然平静，深感拯救有望，有求生的强烈愿望和必胜的信心。但“究在牢中，生死关头，尽在能传消息于外与否”。为了争取狱中女佣柯尔的同情，千方百计打开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孙中山急切地利用宗教信仰的问题。他把他的困境同受到土耳其人迫害的阿美尼亚基督教徒的境遇相比拟。这一办法果然灵验。他在给区风墀牧师的见证中写道：“今既蒙上帝施恩，听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后来正是通过柯尔和一位使馆女管家把信息转给他的老师康德黎，终于奇迹的获得了拯救。他深感这是上帝施恩的结果。他真诚地对区风墀牧师表示：弟遭此大故，如荡子回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美国。有一次会见牧师卢祺沃博士之父亲，主人欲为这位革命领袖设宴庆祝，孙中山谦辞再三，说不必盛宴铺张，只需吃一碗面即可，并首先祈祷，“向神感恩”，说“革命之成功，乃在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相赠。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众望所归地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北京基督教欢迎会上，念念不忘教会之功。他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
他在法教堂欢迎会上也指出：“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阙，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矣。”直到病危，他还深情地强调：“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
晚年，孙中山十分重视“心理建设”，提出了“人格救国”的口号，主张进行“心理上的革命”，强调提高人格，进行自我的道德锻炼和培养，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就是要通过刻苦的磨炼，“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情，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情，都一概革除。”他把高尚的情操，“顶好的人格”看成是“人类天职”。认为人类进步的极点，在于不断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使人格洗炼到神圣地步。强调“欲成人格，必当消灭兽性，发生神性，那么才算是人类进化到了极点。”
其次，孙中山从基督教“上帝就是爱”出发，提出了“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他认为在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应坚持“互助的原则”。在他看来，“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仁义道德者，互助之用也”。他歌颂尧、舜、禹、汤、文、武的所谓“仁民爱物”、“爱民若子”是“仁慈的好道德”。他认为外国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这里所说的仁爱，就是博爱。他在讲军人精神为智、仁、勇三者时，将“仁”定义为“博爱”，分为三种：“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国之仁”。所谓“救世之仁”，即“舍生救世”，如佛教、耶稣基督“皆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这就是“宗教家之仁”。所谓“救人之仁”，即“舍财以救人”。以乐善好施为能事，这是“慈善家之仁”。所谓“救国之仁”，即“舍生以救国”，“与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术，而异其目的。专为国家出力，牺牲生命，在所不计”，这是志心“爱国之仁
”。所谓“同其心术，而异其目的”，是指“救世”、“救人”、“救国”的目的虽然不同，但“仁”的“心术”即“博爱”是相同的。为了适应世界上道理的新潮流——“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孙中山提倡奉行“广义的博爱”，宣称“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做其泽惠”的“广义的博爱”。才符合人道主义的精神。他把生命精神与“广义的博爱”联系起来，强调“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不当以夺取为目的”。他谆谆地教导人们“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日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入升官发财的心理。”号召大家都要“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
孙中山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倒果为因”。指出：“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段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他认为对于革命者来说，则在于“实行三民主义，以成救国救民之仁而已”。具体地说，实行三民主义即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治，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据此，“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他对三民主义所下的定义：“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记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孙中山把人类进化的目的与基督教义直接联系起来，提出“人类进化之目的，即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他说这就是人类所希望，也就是变现在之痛苦世界为极乐的天堂。
基督教尊重人权，把人的生命看作是来自上帝，坚持“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也给人以选择的自由，人人应有个人的自由意志。孙中山把基督教的平等、自由看成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宣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规定人民有人身、居住、迁徙、财产、营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教等自由，享有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等项权利。他庄严宣告：“中华民国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鼓吹“全民政治
”、“直接民权”。他在“禁绝赎卖猪仔”文中反复重申：“尊重人权，保全国体”。中华民国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受，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此外，通过信仰基督教，孙中山从中吸取了有助于革命事业的因素和有利于提高自己思想品质的因素。他一身献身革命，愈挫愈奋；尊重人权，以彰公论；尽瘁国事，不治家产，不谋权位，大公无私……。所有这些高尚品质的形成与基督教的影响不无关系。
基督教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革命之初，往往借助教堂为革命机关”。
长沙、武昌两处的圣公堂，武昌的文华书院，上海的圣彼得堂，都是当时著名的革命机关。广州有孙中山设诊的双门底基督徒左斗山的圣教书楼，尔后形成了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的重要据点。在此后长期革命斗争中，广州永汉路四牌楼的长老会福音堂，广州河南巴陵会福音堂，花地格致书院，芳村培英书院，仁济大街的博济医院，油栏门天主教，胡心泉的鸿兴客栈等处，都曾作过革命机关处所或重要联络据点。据
喜嘉里牧的记载：“当是时，先生始倡言中国之亟宜革新，而密筹实行革新之计划，中国牧师及其同道，闻其绪论，皆秘密与之结合，共谋进行”。据冯自由统计，兴中会成立前，直接参与孙中山反清密谋者达十五人，其中半数以上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1894年11月成立中国近代第一个革命小团体——檀香山兴中会，其中不少是基督徒。<2>基督徒参与革命斗争
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领导人多为基督徒。3月，香港兴中会确定孙中山驻广州直接指挥起来，由郑士良、陆皓东、邓艺南，陈少白等担任助手。随后，孙中山偕陆皓东，郑士良等到广州成立兴中会分会，联络会堂、绿林、游勇、防营、水师等。原定于重阳节发动起义。但由于事泄，未及发难便遭失败，陆皓东本可能逃藏起来，但为了把党人名单销毁，以免落入敌人手里，造成革命的更大牺牲，他回到书店的秘密住所，不幸被捕，英勇就义。他在供词中痛斥“清政府的腐败专利，官吏之贫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表示“今日非废
灭满清，决不足以克复汉族；排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慷慨地宣称：“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后起者不可尽杀”。事实上，当时党人名册藏在圣教书楼后面的礼拜堂，事泄后左斗山投入井里，避免了一场清政府对革命党“按图索骥”的大搜捕。1900年参加惠州起义的基督徒，仅有姓名可查的达二十二人以上。其他还有格致，培英两书院的学生，也多为基督徒。据当时参加广州方面活动的崔通约估计，惠州起义参加者，百分之三十属于基督徒，百分之七十属会党。同年10月28日，史坚如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参加者均属基督徒。<3>基督徒大造革命舆论。
左斗山筹设的圣教书楼实为广州唯一的新学书店。店内后面为基督教礼拜堂。左氏于卫也街租一大厦，名曰大光观书楼。陈列古今中外图书及新旧约圣经。1899年孙中山与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翌年1月25日出版，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这是革命党第一份机关报。教友李纪堂在财政上支持很大。该报宣传民族主义，抨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介绍欧美的民族政治、自由、平等和人权学说，为鼓吹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1903年由基督教徒林护、冯浩良、谭民之全力支持出版的《世界公报》作成了香港革命党第二份机关报。民国初年，在孙中山的倡导下，香港教会人士区风墀，尹文楷，张祝龄等创办了《大光报》，该报主持正义，抨击黑暗，“替民党宣传最力，深得总理嘉许”。孙中山十分重视宣传鼓励工作，他公开宣布：“我们的最大希望是把圣经和基督教教育（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认识的）作为一种传递手段，向我们的同胞转送通过正义的法律所可能得到的幸福。我们试图尽力采取一切手段，不经流血而夺取全国和建立政府。”
他的老战友、基督徒、传教师宋嘉树（宋如）在上海开办了一家美华印书馆印刷圣经，诚如斯诺所指出：“宋嘉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秘密地印刷革命宣传品。他们创办印刷厂的真正目的是替孙中山印大量革命文章和小册子。1902年，兴中会员毛文明牧师应聘去做檀香山传教，孙中山交给他两项任务一是扫除保皇邪说，二是规定革命机关。曾在吉隆坡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宣誓仪式加入同盟会的杜南也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他积极宣传革命大义，‘每乘宣道堂布道机会，淋漓痛快阐扬革命真谛，侨众感动益深。其后更创设中和讲堂，于宣讲日高悬青天白日旗，观瞻倍壮’”。
<4>利用宗教信仰争取外国同情。由于欧美各国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为主，同敬拜上帝，孙中山便利用一切机会向西方国家争取外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援。1905年10月在留学学生王宠惠的帮助下，写成了英文著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这是孙中山第一篇对外宣言。该文历数清王朝统治中国的罪恶，纠正西方认为中国是个闭关自守的民族、反对传教和通商等种种误解。指出历史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兴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
当时西方流行着一种所谓“黄祸论”说什么“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与丰富的资源，如果它觉醒起来采用西方方式与思想，就会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孙中山驳斥这一谬论，声称：“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政治上，“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经济上，“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货物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因此，“黄祸论”可破产矣。“黄祸毕竟可以变成黄福。”文中最后赞扬西方民主国家是“基督教的民族”和“自由与民主的战士”。他呼唤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别是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在道义上与物质上给以同情和支援。”
上述可见，孙中山在海外求学期间结纳了不少品德高尚的基督教教友，曾同情与支持孙中山进行的革命斗争，对革命作出重大的贡献。应当说，当时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大多数是支持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薄克曼认为，辛亥革命“在真正意义上是一基督徒的革命，革命领袖很多都具有基督教徒
的精神。
三、孙中山尊崇基督教的原因在中国儒道佛之信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在中国人民普遍把基督教误解为伴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而来的西方宗教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不顾国人的反感和家庭父兄的极力反对，走上崇奉基督教的道路。这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归纳起来有下列原因：
三.一、早期基督教教义有一定的革命精神。基督教最初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奴隶们的宗教”。在早期形成的基督教教义中，反对私有制，要求实行财产公有，斥责财产不均，主张人人平等；“叫有权者的人失位，叫卑贱的人高升”等等，孙中山从小生长在农村，亲身感受到清政府的黑暗腐败和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因而容易接受基督教教义中的革命精神。据记载，孙中山年轻时，“读《旧约》至摩西导引以色列族出埃及到迦南乐土记，眉飞色舞，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
他还不时引用这个故事去激励教友，1924年在《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一文中说：基督教传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感觉，使吾人卒能脱异族专制之羁厄，如摩西之解放以色列人于埃及者然。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后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40年，而必待约西亚以领之，而至迦南。‘他希望基督教青年会’担负约西亚之责任，以救此西万万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上社席之上。”
在孙中山心目中的上帝，具有“非常显著大公无我的精神”。他把耶稣看作是牺牲个人生命，为大众谋利益的伟大人物。他在香港西医学院读书时，经常与教友“互
相研讨耶稣与革命之理想”，他们认为“耶稣之理想为舍已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已救国，其牺牲小我，力谋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
三.二，孙中山把基督教看成是西方文化的基础。近代西方文化来自两个源头，一是希腊人本文化；二是罗马基督教文化。梁元生先生说的好：“所谓西方文化，在当时的观念中，实即是基督教本位文化，强调基督教义的超越性和绝对价值，视西方科技和政教皆从基督教而出。”孙中山从檀香山与香港这两个中西文化交汇之地，系统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逐渐从传统文化圈游离出来。他想唤醒沉睡中的中华民族，但他也认识到各种原理都要有一个基础。他一次次地沉思着“中国人要什么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使世界上都尊敬这个民族，这个基础是不是宗教基础？”答案是肯定的。林百克说得对，孙中山“领袖的基础，是从中国文化更新，更高的文化相合而产生的”。“他当耶教是文化的法规，他把中国文化同耶教文化比较，看出中国没有一种进步的宗教的害处。他看见耶教是与近代文化一同往前的，而孔教、佛教、道教都保持中国于二千余年前的状态。”
因此，孙中山把基督教看作一种西方文明进步的宗教，看作西方文化的基础，加上热烈的推崇。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签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翌日，孙中山致康德黎夫人信中说：“感谢你为我而作的诚笃的祈祷。我愿高兴地告诉你，我们正在谋求在中国实行宗教自由，而在此新制度下基督教必将昌隆繁盛。”4月，他在法教堂欢迎会上说：“世上宗教甚夥，有野蛮之宗教，有文明之宗教。我们偶像遍地，异端尚盛，未能一律崇奉一尊之宗教。今幸有西方教士为之先觉，以开导吾国。惟愿将来全国皆钦崇至尊全能之宗教，以补民国政令之不逮。愿国政改良，宗教亦渐改良，务使政治与宗教互相提携，中外人民越相亲睦。”
三.三，宗教道德在世俗社会中起著积极的作用。宗教的教义本身是宗教信徒的行为准则，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它用来调整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人与神关系的问题作为最高准则。因而宗教道德同社会道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基督教教义中，诸如行善除恶，平等爱人，不杀人，不偷盗、不奸淫、不贪钱财、不诬陷等道德观
念，成了世俗社会的补充。孙中山十分重视宗教道德的社会作用，他认为“宗教的优点，是讲到人同神的关系，或同天的关系，古人所谓天人一体。”早在香港西医书院期间，孙中山鉴于人心不一，特组织了“教友少年会”，其目的是为了“杜渐防微，消邪伪于无形，培道德于有基”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提出了宗教补政治不足之主张。1912年在北京基督教欢迎会上说：“宗教与政治有连带之关系。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基督教。他还提出基督徒“同发爱国心”的口号，他在广州耶稣教欢迎会上号召“为基督教徒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
孙中山自称“我不属于教堂的基督教徒，但属于耶稣的基督教徒，耶稣是个革命者”。他还对参加拯救他“伦敦蒙难”的孟生博士说，他是一个生天的基督教徒，而不是一个皈依者。的确，孙中山所耶稣当作救国救人的楷模而加以推崇的，他所信奉的上帝是一位大公无我的至善人格的神，并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与世俗之墨守旧章思想陈腐者迥然不同”孙中山信神，但不是那位为了救国救世人上了十字架的神，因而没有或者很少用神的名义和语言去发动群众，而是明确地提出了革命纲领，建立了革命政党，组织了
革命军队，从事现实的革命斗争。对孙中山来说，信仰基督教只是手段，从“神道而人治道”才是目的。这个“治道”不是别的，就是推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民主共和国。
必须指出，在孙中山的头脑里不时进行着进化论与宗教神学的激烈搏斗，但他从来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从来没有放弃基督教。相反，他始终对基督教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引以为荣。像孙中山这样一个从小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在各种基督教活动长期薰陶下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他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宗教感情，是建立在人对神的牢固依赖的关系中的，因而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他晚年曾对人说：“予敦非基督徒否？予以家庭且是基督徒。予妻、予子、予女、予婿敦非基督徒乎？”
这里孙中山用反问的口气肯定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逝世前一天，他还执着教友的手说：“我是基督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一样。”
孙科也回忆道：“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临终前，孙中山“坚持把手放在被子外面像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去。他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他的妻子知道他会这样要求的。”
当时革命党内部对葬礼仪式抱有不同看法，宋子文代表孙氏家族发表声明，声称孙中山先生“于弥留之际，曾言彼当以基督徒而死，且一再言其一生主张政教分离，孙之家属亦奉基督教，因孙有遗言决议，虽当中同志多非基督教徒，而仍举行宗教式家祭礼。”
依照遗言，孙中山用基督教葬礼仪式，举行追思礼拜，由唱诗班唱出孙中山生前最爱唱的三首诗歌：《耶稣我灵魂的爱人》，《生命之道极奇妙》，《安然渡过艰途》。这样，基督教伴随著孙中山走过了伟大而光辉的一生。
[1]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1705553.html?fr=qrl3
[2] http://www-rohan.sdsu.edu/~wuw/sunyatsun_and_christian.htm
